2011年8月债务危机期间，尽管国会两党在违约前几小时勉强达成协议，标准普尔还是将美国主权评级从AAA下调至AA+。不过，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却公开表示，他不会再在债务上限问题上与民主党妥协。美国可能在今年12月再次陷入债务危机。

这些趋势表明，中美战略层面对话和竞争的焦点即将发生变化。将中国纳入多边核军控体系已成为美国军控政策的优先议程之一。未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将由处于相对下滑轨道调整的美国与正在努力崛起的中国互动形成。在上升范围内攀爬。相互试探和刺激无法完全避免，但只要控制好情绪，美国就可以进行战略反省，保持战略定力，中国就可以避免相互刺激的恶性循环。

美国制定国债上限的初衷是为了简化程序。但随着美国预算制度的变革，这一机制暴露出诸多缺陷，亟待改革。 20世纪70年代，正值美苏冷战对抗最激烈的时期，美国因越南战争、石油危机、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瓦解等因素，在军事和安全上处于劣势。与此同时，中苏关系出现严重裂痕。美国趁机开始考虑重塑中美俄三角关系，利用中国制衡苏联。

盖洛普最新民调显示，2019年只有41%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创2012年以来新低（2017年和2018年这一数字分别为50%和53%），46%的美国人认为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对美国构成威胁（2018年为40%）。这一变化激起了中美之间的“行动-反应-反应”连锁反应，深刻影响两国的情绪和判断，推动中美关系形式和性质的转变。

二战后美国对华战略与安全观的演变完美地展现了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如何逐渐显现的：结构现实主义始终认为，只要各国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基本意图，在维持现有体系的情况下，新兴大国和老牌强国仍然可以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虽然所有革命国家都对现状不满意，但并不是所有不满意的国家都是革命的……关键是要在范围内做出准确区分。现有订单。改变目标有限的修正主义国家和旨在推翻体制的革命力量。

美国不愿意接受意识形态不同、发展潜力巨大的中国能够在所谓伙伴地位下获得与其盟友同等重要的地位，也不愿意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机会。在相互尊重的原则下处理事务，给予中国平等对待的权利。未来，随着战略竞争加剧，中国将面临两方面压力：一是美国将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其与美俄缔结新的军控条约，俄罗斯的态度将变得更加重要；二是美国将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其与美俄缔结新的军控条约。其次，美国将继续向中国等国家施压，在关岛西太平洋地区的基地部署新型中程导弹，对中国的战略安全构成直接威胁。